三星堆现存364件玉器成分信息已公开

三星堆现存364件玉器成分信息已公开

玉石文化教案_玉石文化_玉石文化历史和简介/

供图/陆浩付万绿科研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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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图/陆浩付万绿科研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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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星堆博物馆参加测试。供图/陆浩付万绿科研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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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在工作。供图/陆浩付万绿科研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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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8号坑现场。供图/陆浩付万绿科研团队

自1929年三星堆月亮湾出土第一件玉器以来,三星堆玉器终于迎来了它真正独特的“高光时刻”。

2021年4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对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进行了联合研究。 这是对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全部玉器的首次系统、全面的科学技术考察。 ,也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首次重要的跨学科合作。

“到目前为止,我们团队是第一个对三星堆玉器进行系统、科学、全面的研究,包括出土的一号坑、二号坑以及三星堆城遗址和墓葬遗址,这些文物现在都在博物馆里。 ” 该科研项目的组长来自北京。 考古文博学院陆浩用一句话解释了这项研究的特殊性。

三星堆博物馆实地数据采集完成后,科研团队迅速对数据结果进行整理和总结。 最新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内权威学术刊物《故宫博物院学报》九月号上。 可以说,这样一个以仪器测量和数据分析为研究方法的项目填补了三星堆玉器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 同时,本研究获得的三星堆玉器原料和形态数据,可以为今后三星堆玉器与其他地区、时代玉器的比较研究提供基础依据,有助于解读早期中国。 玉文化的时空发展脉络.

在三星堆发掘的紧张报道期间,北京青年报记者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会议室见到了研究小组的三位主要成员:陆浩、付万禄、柴俊。 北大的三位博士看起来都很年轻。 陆浩和付万禄都是“85后”,分别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老三的柴军还是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的毕业生。 博士生。 谈及“成团的理由”,三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有共同的理想,统一的目标。”

为什么人们在三星堆的研究中更注重青铜器和金器,却忽视了玉器?

“大家对三星堆遗址越来越关注,迫切需要了解它的文化渊源以及它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互动。 因此,事实上,对每种材料的文物研究都是需要补充的。 是的,玉石也不例外,我们只是想克服困难,做好这项工作。”陆浩说,这也是他们三人做好这项研究的主要动力。

事实上,玉器是三星堆文物中发现最早的。 1929年,农民严道成在广汉三星堆月亮湾台挖沟时,发现了一个藏有400多件精美玉器的坑。 一时间,“广汉玉”的美誉声名鹊起,从而拉开了三星堆考古90年的序幕。

然而,近一个世纪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中,青铜器和金器越来越受欢迎。 至于为什么对玉器的研究相对较少,柴俊解释道:“三星堆的玉器大多朴素,没有太多的装饰。 长江中下游的良渚遗址早于它,金沙遗址晚于它,他们的玉器装饰和工艺更加丰富。”

缺乏书面证据和明显的图腾装饰看似缺点,但实际上是地质学上的优点。 “基于数据的方法正好适合研究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光学仪器和几何形态的研究可以对玉器进行补充。” 老三的柴骏主动承担起了“科普”的任务,继续前行。 :“对古代玉器的研究主要分为材质、工艺、造型、图案四个方面。我们与三星堆博物馆的合作就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三星堆古代玉器的‘材质’和‘形状’方面进行研究. 进行系统检测、识别和量化。”

由于研究初期缺乏无损检测条件,以及对古玉“材质”的研究不够,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材质一直缺乏全面的检测和研究。 因此,对三星堆出土的玉器进行科学、系统的科技检测是非常有必要的。 通过检测,可以为三星堆玉器的成分、年代等重要信息提供数据,有利于三星堆玉器的溯源。

三星堆的玉料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三人组成了一支军队,各有分工。 具有考古、文化研究背景的陆浩,负责把控项目整体方向,确定技术路线,同时还承担联系博物馆、当地村民等工作; 付万禄擅长地球化学和珠宝玉石研究。 负责设计实验方法; 柴军擅长地质学和几何形态研究,负责玉石测量后高精度仪器的操作和数字化分析。

今年3月,团队成立,陆浩立即带领团队成员开始下一步的实地调研。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如此大量精美的玉器。 这些玉石原料从哪里来? 三星堆附近有什么重要的玉石产地吗? 这对于三星堆玉器未来的溯源至关重要,也成为陆浩团队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我们首先要查清楚三星堆附近是否有类似的材料,文献中有记载,但我们没有亲眼见过,所以一切都要实地调查。” 陆灏说,他们必须找到附近的矿点,然后前往那里。 对这些玉石标本进行系统采集和对比研究,可以为三星堆遗址玉石的溯源提供更加真实、有用的数据。

2021年4月,项目正式启动,三人踏上了四川之旅。 团队到达四川后参观的第一站不是三星堆遗址,而是隔壁汶川市马登乡山里一个1967年废弃的玉石矿港。 据文献记载,这里曾出产龙溪玉(角闪石玉),一种适合制作玉器的软玉品种。

据陆浩描述,科研人员过去曾到访过此点,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没有准确的GPS定位。 这里山势高峻,交通不便,地形结构复杂。 而且还受到2008年汶川地震的影响。 余震和山体滑坡非常常见。 一个团队如果不熟悉山路,是绝对不可能冲上山的。 他们意识到有必要找一个当地的向导作为向导。 谈起寻找向导的经历,付晚禄用了八个字来形容:“天作之合,巧合”。

汶川是羌族大量聚集地区。 他们要去的矿点所在的山位于阿尔强村。 由于有关龙溪玉的信息相对较少,临走前,付万璐在查找文献时看到一家县级博物馆藏有龙溪玉标本,于是她托了一位恰好在汶川工作的同事去博物馆一探究竟。查询。 健康)状况。

“博物馆很小,不对外开放,所以当我向博物馆管理人员询问标本来自哪里、出产的地雷大小等问题时,他们都解释不清楚。”付万禄说。 。

班组长陆浩曾在雄安当过基层干部,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 他立即联系了小博物馆所在的村支书。 书记听说他来这里是为了科研,非常配合,并向陆浩推荐了村里一位有几十年进山采玉历史的羌族老乡。

正是这个人,成为了他们上山采集样本的得力向导。 陆浩、付万禄、柴骏都称他为“民间怪人”。 付万禄说:“他虽然是当地的一名普通村民,但因为对玉石的爱好,在当地奔波了30多年,自学知识的能力很强,对玉石的了解也很深。”周围的地形,他真是个奇怪的人。”

陆浩回忆说,寻找这个“奇葩男人”的过程并不是特别顺利。 第一天拜访他的时候,他差点就失败了。 在山里,手机经常没有信号,山路陡峭,也没有路标。 我们只能依靠之前沟通过的一些典型的路边标志来判断是否到达了指定的集合地点。 到达指定地点后,他们无法通过电话联系到任何人。 三人一直等到夜幕降临,才亲自打电话过来。 而且,由于方言和口音的问题,第一次彼此的沟通并不是特别顺利。

陆灏道:“他只是说第二天要带我们去,并没有告诉我们山路的具体情况,只是说有点难走。” 根据多年野外勘察的经验,三人带了地质锤、圆规和放大镜。 这是野外必备的实用工具,我将配重最小化,第二天就带着向导出发了。

结果导游的表现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他不仅对整个地区的玉石产量有了很好的了解,还对这次需要参观的点进行了大概的介绍,因为考虑到汶川大学地震发生后,原有道路塌陷,重新设计了一条相对合理的上山路线。 他还考虑到上山采集标本的问题,提前叫来从部队调来县城工作的儿子帮忙。 在那次登山探险中,他沿途采集了数十公斤的岩石和玉石样本。 只有在人们的帮助下,才能将这些“珍贵”的材料带下山,送到实验室。

上山的路并不好走。 山的角度很陡,几乎有60度。 回想起来,付晚禄有些后怕:“我们上山真是走的是山羊路,跟着羊的脚步,我们得像羊一样用手脚。” 由于不是主干道,所以这条路基本上只有两个人脚那么宽。 路很窄,但周围都是荆棘。 上山下山,一行人的衣服、鞋子上都沾满了刺。

那天我们早上8点出发,单程步行上山花了4个小时,直到下午5点左右才下山,整个过程团队除了临时休息之外,所有人都没有休息,一直在前行。停止采样。 作为团队中唯一的女性,就连拥有多年野外工作经验的付婉露也觉得这段经历“难忘”。

同时,为了让以后的研究人员更容易找到路,他们在艰难爬山时,在整条步道上做了固定点。 “如果其他人再次寻找这个地方,我们提供的信息就是最好的参考和指导。” 陆浩说道。

通过此次四川汶川野外地质调查,发现龙溪玉矿口及河流上下游可采集角闪石玉、蛇纹玉、大理石、石英岩及少量绿松石。 对比三星堆出土玉器的材质组合和比例,基本支持了“就地取材”、“就地生产”的假设,也与《徐汉书》中所说的“玉垒山,产玉”相吻合。 《蜀·君郭志》“水出”的记载。

使用便携式无损先进仪器后,他们遇到了哪些困难?

完成初步的实地采样工作后,2021年4月,团队的下一个重点转向了博物馆现有的玉器藏品。

检测工作无论难度还是工程量都非常大。 困难之一是目前三星堆博物馆没有相应的检测技术和先进的检测仪器。 古代玉石经过刚玉、玉石等破坏性使用,并因自然侵蚀长期埋藏后,其透明度、颜色、结构甚至物理外观都会发生变化。 对于二次变化,需要通过地球化学科学技术检测技术对材料进行无损分析; 工作量大是因为玉石的形状和大小不同,测试时不同的器皿如何放置必须做出相应的安排。 差动调整。

研究障碍必须一一克服。

陆浩带来了四台最先进的便携式玉石无损检测仪器,包括手持式XRF分析仪Tracer5i和拉曼光谱仪BRAVO。 前者可以快速、无损地测定玉石的化学成分; 后者可以消除或减少出土文物因表层土壤腐殖质的荧光干扰,实现无损、非破坏性的物相分析,可作为玉石器物原料的综合测定。 辅助手段。 此外,陆浩还邀请了5名进口检测仪器公司的高级工程师随团队来到三星堆,就是为了配合团队更精准的科研工作。

我们之所以选择最先进的、兼具“便携”和“无损”特点的检测仪器,也是基于“保护文物第一”的最高原则。 Cheshire补充道:“我们在进行地质玉石成分检测时,通常需要收集样品并将其磨回粉末。卢老师的先进设备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不会损坏玉石本身。文物非常重要。它们很珍贵,而且我们在进行研究的同时,一定要尽量不要对文物造成破坏性的破坏。”

尽管检测设备可以是便携式且无损的,但要正确检测所有这些形状各异的玉石并不容易。 有的绑在铁架上展示,有的盖在玻璃展示柜里,有的很重,有的很长。 即使是最便携的仪器,仍然需要放置不同状况的玉石。 将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排列并一一检查,同时保持稳定的状态。 “仪器只能在刚接触到之后就放置,不能‘附着’在上面,也不能离得太远。” 陆浩说道。

三星堆博物馆特地派出了博物馆内从事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的专业工作人员,给了陆浩团队很大的帮助。 “他们专门从事修复工作,最了解每件文物的特点,因此非常熟悉这些文物哪里有裂缝、哪里被修复过、原始材料在哪里。 它们可以给我们在做测试时提供更好的参考。 ”付万禄说。此次发表的论文的共同作者中有来自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三位专家:朱亚荣、于健、张月芬。

使用拉曼光谱仪,需要 60 秒才能达到测试点。 每个点以两毫米的间隔移动。 每个样品需测试2-5次,最后取平均值。 柴军说:“保持稳定的状态是必须的,一晚上下来,我的手其实已经很累了,这也是多亏了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帮助。” 工作人员每晚都会协助现场三人进行检测工作,并进行跟进。 他们共同商讨了玉器文物“一一”检测方案。 虽然这个计划有点繁琐,但是陆灏却觉得值得。 “虽然拿一件、检测另一件、更换另一件会很麻烦,但时间再长也不算太长,可以尽可能保护文物的安全。”

工具和方法的问题解决了,却面临了团队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情况。

今年3月底,三星堆遗址再次启动文物坑发掘工作后,考古队首次向社会公开重大工程进展情况。 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会在成都召开后,神秘的“金面具”、鸟形金饰等文物的出土迅速成为网络热议话题,引发各界关注。全国人民。 三星堆博物馆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游客。

如果我们仍然在正常工作时间进行商场内测量,那么游客就会太多,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我们想测试展厅里的文物,只能在下班后清理完场地后才能进行。虽然需要一整晚的时间,但确实是一个非常美妙的过程。到了晚上,感觉就像是‘博物馆美妙之夜!” 傅婉露开玩笑道。

于是,每天下午6点到凌晨1点就成了团队的正常工作时间。

其实,说昼夜颠倒并不完全准确。 未存放在展厅内、保存在博物馆文保中心的玉器,仍需要团队在白天进行检查。 白天在文物保护中心工作,晚上再去博物馆考察馆内的玉器文物,团队不知不觉形成了“白+黑”的工作模式。 一是缩短测试和获取数据的时间,节省研究经费,二是尽量减少博物馆工作人员长期的额外工作量。

这样的工作节奏他们持续了近一个月。 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他们对三星堆博物馆和文保中心仓库出土的全部玉器进行了科学检测和分析,共计364件。 平均每晚测量20块玉石。 测量效率取决于玉石的大小和形状。 但对于团队来说,熬夜带来的疲劳远不及科研工作带来的兴奋和成就感,大家都乐在其中。

364件玉器成分信息全部公开。 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检验工作完成后,陆浩团队获得了三星堆玉器检验的珍贵科学数据资料。 根据XRF和拉曼光谱仪检测结果,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以角闪石玉为主,占总量的72.25%,其次是砂岩和蛇纹玉,其他材质还有板岩、大理石、白云石。 、玛瑙、绿松石等,材质种类繁多。 这说明生活在三星堆地区的古蜀先民已经具备了一定水平的审美情趣、精神信仰、礼仪传统和玉器加工技艺。 此外,论文还提到,在三星堆出土的玉器中,几乎没有玉石混杂为同一形状的情况。 这说明商代古蜀先民对玉石材质和形状已经有了系统的认识和选择。 “玉”和“石”的概念分离,产生了角闪石玉的专门采集和加工。

三星堆遗址中的玉琮、玉璧数量较少,但玉杖、玉凿较多。 动物和人物的圆形雕塑是用砂岩等结构粗糙的“石”制成的。 黄、爵等商代常见饰物并未出现。 ,体现了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差异; 玉张、玉戈、玉璧、玉琮、镶玉铜牌、铜虎等外来文化因素揭示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中下游文化的差异。扬子江。 渗透与融合。

他们团队下一阶段将通过对玉器中的锆石、磷灰石、榍石进行系统检测,获得三星堆玉的氢氧同位素、稀土元素和年代特征,以及与报道的新疆和田玉相关的数据经比对确定了和田玉的产地,和田玉占三星堆玉的90%。 该方法也为完善国内和田玉产区追溯体系提供了新的技术路线。 可应用于其他文化遗址古玉溯源,对于解决古玉溯源和玉文化演进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陆浩和他的团队成员知道,他们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结论还没有到达最后阶段,但至少他们已经形成了独家且成熟的研究方法。 用陆浩的话说,“努力,迈出第一步很重要”。 过去对器形、纹饰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定性描述和图片比较来进行。 他们在研究中确定了定量研究的一般原则,直观地运用了几何形态学的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 反映器皿形状的形态相似性; 他们通过三维立体数据的统计分析来确定形状变化的定量反映。

“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步,我们已经公布了这364件玉器的全部成分信息,如果同期其他地方也有相同的器物,想要做研究,可以用我们的数据进行比对。” 陆浩河继续道:“以后我们会用这个方法,与三星堆等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出土的玉器进行数据比对。 也就是说,我们的检测方法建立了统一的尺度,只有统一的标准。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出更好的比较。”

完成三星堆之后,他们还计划今后在其他文化遗址采用建立这个数据库的方法,对那些地方出土的玉器进行类似的综合测试,结合不同时代、地区、不同地形图,或许可以尝试一下。恢复一条属于中国古代的“玉石之路”。

玉文化的传播路径是怎样的? 对于考古学家来说,溯源一直是最令人着迷和最困难的部分之一。 陆浩有自己的野心和考古蓝图。 “我想在未来10-20年内建立一个中国玉器的大型数据库。在中国还没有人做到过。现在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我相信它会成功。” 这只是时间问题。” 陆浩表示,这是他作为一名科技考古学家的心愿,也是一个北大科研团队的专业态度和责任志向。